离开广州的前一天，整个城市被大雨笼罩，让之前还身着短裤的我有些措腿不及。分社派来大巴拉上众人前往郊区的凤凰城酒店，我们一拥而上。我蜷缩在座位上， 呆呆地凝视着雨点从窗户玻璃上极速的滑落，同时不停地摆弄着手里的iPod，感慨无论是Beirut的东欧诗人情怀或是Federico Aubele的阿根廷小清新在这会儿都完全派不上用场。
我开始重复播放Eason的那首落花流水。然后我给吴霞发短信，我说，人生其实不太复杂，大抵就是从一处到另一处的辗转。她过了很长时间才回过来，问，何出此言？我说，这是旅行的副作用。
奇怪的是一个半月后到香港，我突然发觉任何一张广东话大碟都不应景。我开始不自觉的重复播放Norah Jones的新专辑The Fall。也许是因为那第一首Chasing Pirates。Norah终于实现了她那甜美的海盗梦，完成了从soft jazz到contemporary rock的成功转型。我则终于可以摆脱旅行团逃命般奔波的困扰，有时间在尖沙咀星光道边的护栏上找个地方坐下来，全方位地享受刚硬的阳光和咸湿的海风。
2003年去广州是游完港澳转机回南京。在那里度过的两个小时，给了我两个印象，一个是破烂的广州白云机场，一个是在专属车道里横行的摩托车。结果，广州在2004年启用了全新的白云机场，又于2006年禁止了摩托车上道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这些举措彻底抹杀了我对这座城市的全部记忆。于是这次，我理直气壮的对分社的领导们说，嗨啊，我系第一次来广州啦。当然，是用的普通话。
其实在广州本地的街头已经不大听得到广东话了，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。攀哥说已经在那里呆了将近十年，能听懂，不会说，也一直提不起兴趣去系统的学习。这座南越之城在最近的二十年里迎接了太多的外来人口，普通话的使用比率大幅度上升，会不会说“白话”，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。我觉得，是广州变得更加包容了。
在我住的酒店对面有个小超市，东西不算便宜。但是那些个夜晚，在我搞定手头的活儿后，总是喜欢穿着个裤衩，踱步到那家超市里，四处看看，买点饮料或是零食。那里的两位营业员收了钱，会微笑地用广东话说声谢谢，让我听过去很是舒坦。当然，这里重要的不是广东话，而是“多谢”那两个字，两个能让我心甘情愿地掏出钱包的字。
攀哥说广东人服务理念很强，收了你的钱就肯定会对你毕恭毕敬，就算你没给钱也会对你很客气。我觉得有理。不管是不是语言的习惯问题，“帅哥、靓女” 就是要比“先生、小姐”有活力的多，也让人飘飘然的多。
第三天的时候偷偷地一早就从广交会会场溜出来，跑到分社对面的纪念堂，瞻仰国父。纪念堂的外面挂着“天下为公”的牌匾，下面却拉着一条“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”的横幅，着实煞风景。不过据BB说，多日之后的纪念堂外的横幅将被撤下，国父却依旧得不到安宁。“天下为公”将被一圈某保险公司的宣传大牌所包围。
之后带着恼人的鼻炎一个人坐地铁到北京路，城市的中轴线。在公园前下，按着指路牌晃晃悠悠走了十来分钟。千年古道比想像中的要复杂的多。唐宋元明的古道，高度不同，样式不同，层层叠叠积累起来，安静地陈列在玻璃柜下让当下的世人欣赏。
一天之后又和同事重来北京路，已经开始淅淅沥沥的下雨。本想采购些当地特产带走，误打误撞地在北京路的中部找到了传说中的仁信，立马买了一杯原味的双皮奶来尝。吃完之后舔舔嘴唇，大呼过瘾，又冒着小雨跑回去，买了四杯带着，因为美味不敢独享。
大雨过后第二天，我们三人坐飞机回了北京。走之前，我与广州立交桥进行了多张亲密合影以作留念。桥上那些绚丽的花朵和绿色的植物，让人完全忘记了自己是身处吵杂的交通要道，沉浸于旅途的幸福感中。
其实那次，吴霞聪明地留了下来，直接杀去了深圳。我的反应果然比较笨拙。不管怎样，我的东风最终在一个多月之后平稳地吹起。要感谢西城区的那位不知名的美女民警提醒了我做人不能太诚实。还有Andy收留了我。在海湾轩，一个华丽丽的公寓式酒店里，每天起床就可以看到红磡体育馆。下楼后直接坐上每15分钟一辆的shuttle bus，直接抵达红磡火车站和尖沙咀，省去了我的腿力和一大笔交通费。
重游维港，自然不会再去乘坐豪华的旅游客轮。和港人一起坐天星小轮，刷八达通卡，从九龙到港岛竟然只要两块钱。海风颇咸。我一下子想起来六年前和父母第一 次来维港也是晚上。母亲由于长途跋涉，在船上眩晕不止。待船到中环，我和父亲小心的扶着她，缓缓的下船。从中环天星码头回九龙，船票一下子就变成了两块五，于是暗自感叹港人的聪明。
照理说我经过北语加五道口再加上某社的洗礼，应该不会再少见多怪，但这次不知为何，我还是惊叹香港的鬼佬分外的多。说鬼佬，自然是胡子拉碴，头发卷曲，肤色迥异的那种。
在中环等船时，一个女老外盯着我和Andy半天，末了，带着英音开口问u speak english? 我以为她在和Andy说话，遂做不理睬状。她又不依不饶地对着我说where did u get ur T-shirt她说那上面有她的名字，water，她也想买一件。我这才知道是在说我，于是很不应景地回答，actually我是beijing买的啦，Pull&Bear的，就是Zara那个集团Inditex的一个子品牌咯。
不过Pull&Bear这牌子我后来在全港愣是没看到，大概过于便宜，提不上大都市的台面。后来我就后悔，早知道我应该当场英勇地将T恤拖下来赠与她（反正那天装酷内衣外穿，不会走光），说不定她一感动就决定把我带回大不列颠了。
之后的数日，弥敦道成了我每天行程的始发地。shuttle bus每天从酒店开出来，终点就是这里。确切的地点是弥敦道附近，汉口道和中间道的交界处。这是九龙尖沙咀一带大大小小的酒店巴士的聚集处。
弥敦道左右的繁华景象实在超乎了我对繁华这两个字的定义范围。可以说，弥敦道的整体色调是相当讲究的。由于地处热带，弥敦道时刻可见绿油油的棕榈树。马路中间的人行道用的是耀眼的黄色涂抹。马路两边高耸的建筑物则多为白色，大型的招牌均以大红（Esprit）、天蓝（英皇）、玫瑰（Sasa）、鲜绿（屈臣氏）等醒目的颜色搭配，着实勾画出一副生机盎然的现代图纸。
在所有我比较熟悉的城市里，我想，论现代化的程度我可以把它比作上海的南京路——的某一小段，或者论长度可以比作哈瓦那的23街。至于北京，我想来想去都没有任何一条街可以与其沾上边。为了探究一下这条道两边的灯火究竟会坚挺到哪里，我从最南边与疏士巴利道的交界处开始一路往北走，一直走到旺角，甚至到地铁旺角东站，然后可以负责的得出结论，此路的迷离美，走断双腿都不会看到任何的衰退。
某一天，我突然有了历史性的发现，原来自己每天要经过重庆大厦至少四次。Andy在我抵港的第一晚就曾经郑重警告过我：重庆大厦里面是印巴人的聚集地，凶恶异常，一定不要擅自闯入。可是我对重庆森林久仰已久，终于有一次禁不住诱惑，长驱直入。其实里面也就是一间间店铺，不过完全被印巴人占领。走了几圈，完全没有搜到传说中全港最美味的咖喱，又着实招架不住那一双双貌似邪恶的眼神，灰溜溜地逃了出来。
其实每天在弥敦道压马路的时候，我都会幻想一低头就捡到一万块钱或是张信用完好的信用卡。我想我一定不会交给警察。香港是崇尚自由的社会，政府完全不干预经济发展，放债的也可以以各种方式向欠债人讨债，所以我也要以最快的速度花掉我手里的现金。sigh，一连串貌似毫无逻辑的话。
HMV绝对是花钱的首选之地，因为HMV的碟大贵，且大全。我前后加起来几乎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泡在了HMV里，难怪他们的保安数次对我虎视眈眈。尖沙咀旗舰店那家就在汉口道靠近北京道的路口，里面CD摆放挺乱，但是偏门的碟很多，相比之下，中环分店的CD标签整齐，但大众主流居多。
另一个非主流败金的好地方非港铁旺角站往南的信和中心莫属。从CD、DVD、蓝光、游戏到动漫、饰品，还有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，信和中心简直就是宅男宅女和时尚潮人的圣地。虽然早过了听Faye Wong的阶段，但看到了浮躁、Di-dar、玩具这三张，我还是两眼放光，毫不犹豫的收下了。众多的始祖专辑，比如Karen那张全身（港版封果真是全身赤裸-_-），现在已经开始后悔没有掏钱包了…
某日美滋滋的在旺角吃过奶茶（之后又屁颠屁颠地跑回原处买了一杯带回酒店，因为才十港币，没错，十港币而已），在Andy的带领下，竟然意外发现了朗豪坊的CDWarehouse。朗豪坊有个著名的室内扶手电梯，据说是亚洲（还是世界来着？）最长。怀着兴奋的心情，乘坐那有够缓慢的电梯到达十二楼，CD店就在正对面，很显眼，绝对不会错过。里面的种类还算比较全，价格也适中，算是介于HMV和信和之间的中间选择。
如果要买蓝光碟，还有一个好地方，就是旺角奶路臣街德发商场的地库。推荐里面的DVD Pro和一家叫Laser什么的店铺。我在那里淘到了Lost第五季的蓝光碟。虽然价格上可能不会比淘宝便宜，但是考虑到美版正式发行时间要到两个星期之后，我还是绝对捡了个大便宜。
周三的时候全港所有博物馆免费开放，太空馆和艺术馆都位于疏士巴利道附近。太空馆里供游客动手摆弄的展品很多，甚至还有月球漫步的模拟装置和太空飞船的模拟系统。排队的人众多，不过我有的是时间，自然要奉陪到底。
不过我承认我玩这种需要协调能力的东西总是很窘迫。看别人在月球漫步那个大玻璃箱里闲庭信步，我于是也信心满满。待管理员将那套绳索固定在我身上，我便迫不及待的大步流星起来。那第一步猛地踏出去，自己却差点一个踉跄翻倒在地上，引得玻璃箱外各国人士的笑场。
艺术馆里有一个区域很有趣。那里贴着几幅内容不尽相同的国画，参观者可以用馆内提供的纸笔，用任意语言对该画作进行描述。我看了一下，回复最多的那副画画的是一群人挤在一辆公交车里的情景。看那些描述真是天马行空，让人忍俊不禁。
其实我也意图琢磨出点什么写下来来着，但是绞尽脑汁想不出什么有创意的东西。最多可以写一串西班牙语糊弄糊弄别人，仅此而已，了无新意。需要想象力的活儿果然也不适合我。还是说我的想象力早已在这些年间被制度们抹杀殆尽了？
又一日乘火车去沙田找父亲的表哥。也许我可以称之为伯伯。在沙田站碰头后，他先拉着我在沙田图书馆外面站着说了两个小时。他说外面露天，光天化日之下他可以放心的讲政治。然后我就耐心地当起了听众，听他从国安局说起，中途穿插天主教、激光研究所，最后结束于雷曼兄弟的倒台和他追回其债券的九成五。不管其中有多少不真实的成分，我还是对这位身世传奇的七十三岁老人肃然起敬。
介于老伯的人生安全，同时为了保证我后半辈子不被人追杀，我无法赘述他的详细经历。其实我已经忘了不少了，因为太传奇，真的，太过传奇，传奇到我希望自己赶紧把它们都忘掉，不然的话我会禁不住为我这无味的人生而感到羞愧。
在沙田的商圈匆匆的吃过下午茶，我们便乘坐双层大巴往他的家去。三幢高楼错落有致地耸立于山间，悠悠扬扬的，倒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。等进到屋里，尽管早先被人告知，尽管早有心里准备，但还是对室内的破败程度有所惊叹。一间四五十平米的房子，四周的墙皮早已发黑。厨房里的厨具像是经历了几十年光阴的洗劫，布满厚厚的油垢。站在大伯堆满报纸的卧室里，我甚至不知道该如何落脚。
香港的房价之高世人皆知。可是，又有什么需要抱怨的呢。港府一直致力推行的是“居者有其屋”，即使再窘困再落魄，港府总会有分门别类的计划协助居民购买与其购买力相适应的住房。这总比将房价无限抬高，虚推经济增长，之后就撒手不管要负责的多。
离开他家的时候，他执意要送我。我说不用，他说他每天都要锻炼身体，权当锻炼了。于是他就从“山上”一路走下来，陪我走到火炭站乘车，还一再叮嘱我不要走错方向。尽管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和他在北京相见（我想他没事的话也不会主动到北京这种对他来说如此危险的地方），我还是自己北京的手机号码告诉了他。然后在一天的轰炸式接触后，我们宛如近亲般地拥抱告别。
在重庆大厦前晃悠了三十圈后，我终于要提着一大堆血拼货品走人。从红磡坐火车到罗湖口岸通关，我想起来第一天来罗湖坐火车的时候，自己是如何的老土，拿着张单程票左顾右盼，不知道要如何通过闸机。一位阿sir见状走过来，大声对我说起广东话，同时手上还比划来比划去的。我过了闸之后一脸尴尬，他却微笑地拍拍我的肩。
如果人生注定如悲剧般的四处辗转，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这场旅途应该充满冒险精神，不能太过乏味。所以当我回北京一个月后，当我每天从城铁13号线往2号线赶路，在那长长的换乘通道里好似健身般地暴走时，我会时不时的舔舔嘴唇，惦记两千公里外的世界。
